全球碳權市場正在從「現貨註銷」走向提前搶占未來供給。世界銀行最新「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6」顯示，2025年全球碳權發行量年增8%，企業遠期採購（offtake agreements）更快速擴張，全年新簽合約金額約120億美元、對應未來約1.58億噸CO₂e碳權。

當國際企業開始用長約提前布局未來碳資產，台灣企業的減碳策略也面臨轉折，未來不能只把資金集中在成本高昂的範疇一、二減排，而應把範疇三、供應鏈減碳與符合國際規則的碳權及碳移除工具一起納入布局。

世界銀行指出，截至2026年，全球已有87項直接碳定價機制，包括碳稅及排放交易制度（ETS），涵蓋全球約29%的溫室氣體排放；2025年直接碳定價為各國政府創造超過1070億美元收入，顯示「排碳有價」已逐漸由政策概念轉為企業必須面對的實際成本。

碳權市場本身也正在改變，2025年全球各類碳權機制發行量約4.32億份，較2024年增加8%；但全球註銷量約2.30億噸CO₂e，較前一年下降。世界銀行分析，註銷量下降不能直接解讀為需求轉弱，其中部分來自合規市場履約週期造成的基期變化。

換句話說，2025年的碳權市場不能只看成「供給增加、需求減少」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企業的錢正快速流向「未來的碳權」。

根據世界銀行統計，2025年新簽遠期採購協議若全部交付，將對應未來約1.58億噸CO₂e碳權，規模已相當於當年全球碳權註銷量約七成；合約總值約120億美元，更接近2024年約42億美元的3倍。

這項變化代表大型企業採購策略正在改變。過去企業可能等到有抵換、氣候貢獻或碳中和需求時才購買碳權，如今則開始提前數年簽訂長約，鎖定未來高品質碳權及碳移除供給。

如果把企業對碳權項目的直接投資也納入計算，2025年流向未來碳權項目的資本承諾規模更達約160億美元。全球碳市場正從「今年缺多少、今年買多少」，逐漸轉向「2030年以後需要多少，現在先卡位」。

碳權也開始出現明顯的品質價差。世界銀行指出，2025年整體碳權價格略有下滑，但符合特定國際用途或具有較高完整性的碳權仍享有明顯溢價。未來企業買碳權，已不能只問「一噸多少錢」，而必須進一步確認方法學、額外性、永久性、第三方查驗、對應調整，以及能否符合特定國際制度或企業氣候主張。

過去國內企業談減碳，焦點大多集中在範疇一與範疇二，也就是企業本身燃料、製程排放及外購電力產生的排放。因此，高耗能製造業的主要減碳手段往往落在設備更新、節能、製程改善、燃料轉換及購買綠電。

問題是，這些措施愈往深度減碳走，邊際成本通常愈高。

以鋼鐵及金屬製造業來看，要進一步大幅降低範疇一排放，可能涉及提高廢鋼使用、電爐、氫冶金、CCUS及大規模製程改造；範疇二則涉及綠電及能源轉型。當減碳成本超過產品本身可以承受的利潤空間，企業若無法把增加的成本轉嫁給客戶，反而可能削弱國際供應鏈競爭力。

因此，國際企業的碳管理焦點正在進一步向範疇三延伸。

範疇三涵蓋企業上下游價值鏈，包括原料採購、運輸、委外製程、產品使用及生命週期末端等排放。對許多出口製造業及品牌商而言，範疇三往往才是整體碳足跡的大宗，也使供應鏈減碳逐漸從ESG議題變成採購條件。

SBTi在2026年6月發布Corporate Net-Zero Standard V2.0，也進一步強化企業自身營運、外購能源及價值鏈排放的管理架構，並對Scope 3策略、環境屬性憑證及碳移除等工具建立更細緻的規則。

但重視範疇三，不等於企業可以任意購買市場上的低價碳權，把自身範疇三排放直接「抵掉」。

不同國際標準對碳權、環境屬性憑證、價值鏈介入及碳移除有不同使用及認列條件，企業必須先確認自己的減碳目標、客戶要求及採用標準。SBTi也把碳權及環境屬性工具放在特定條件下使用，而非讓企業以購買價值鏈外碳權全面取代實質減排。

因此，台灣企業真正需要調整的不是「範疇一、二太貴，就改買便宜碳權」，而是從過去單一路徑減碳，轉向範疇一、二、三並行管理，加上碳資產配置。

範疇一能以合理成本改善的製程持續改善；範疇二透過節能、綠電及能源轉型降低；範疇三則從低碳原料、供應商管理、物流及價值鏈合作著手，再依企業所適用的國際規範，配置符合條件的碳權、環境屬性工具及碳移除。

這種做法對台灣鋼鐵產業尤其具有意義。鋼廠的範疇一、二排放，到了螺絲、手工具、汽車零件、機械及其他下游客戶手中，往往就成為其重要的範疇三排放。也就是說，一家企業的Scope 1、2，可能正是另一家企業急著降低的Scope 3。

因此，未來低碳鋼材的價值不只在鋼廠自身減碳，也在於能不能協助下游客戶降低產品碳足跡。供應鏈對低碳材料、可查驗碳數據及減碳成果的需求增加，也將重新影響鋼材採購與定價方式。

全球120億美元資金提前搶買未來碳權，更透露另一個重要訊號：國際企業已經開始把「碳」當成需要提前規劃的資產與供應鏈資源，而不是到了年度盤查結束後才處理的ESG成本。

對台灣企業來說，真正需要改變的也正是這個觀念。

減碳並不是「先把範疇一、二減到不能減，最後才考慮其他工具」這麼簡單，也不是買了碳權就可以不用減排。企業必須先釐清範疇一、二、三不同邊界，再把製程減排、能源轉型、供應鏈減碳、碳權與碳移除放進同一張成本地圖中，選擇符合國際規則、又最具成本效益的組合。

下一階段企業比的可能不只是誰減碳最多，而是誰能用更合理的成本完成可信的減碳。

當全球企業已用120億美元提前鎖定未來碳權，台灣出口企業若仍把碳管理單純理解為節能、買綠電及設備改造，不但可能承擔過高的減碳成本，更可能錯失供應鏈正在形成的新碳資產布局。如何在實質減排與國際規則之間找到成本最適解，將成為台灣製造業下一階段能否留在國際供應鏈的重要競爭力。